吳 玲

推進民商事糾紛實質化解需要處理案件數量和案件質量、裁判標準和案件效果、司法程序和司法公正、司法能動和司法謙抑等四對關系。

民商事案件是基層法院占比最高，案件類型最為豐富、涉及利益面最廣的案件類型。民商事案件的質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院案件的質效水平。實踐中，往往會出現經濟社會生活中發(fā)生的民商事糾紛在司法程序中衍生出多個案件、案件反復開庭等現象，造成司法程序空轉和當事人訴訟成本的增加，影響案件的質效。這與人民群眾對高質量司法的期盼有一定距離，與審判工作現代化的要求還有差距。筆者認為，盡量減少民商事糾紛案件比，推進民商事糾紛實質化解需要辯證認識和處理以下四對關系。

一是辯證認識和處理案件數量和案件質量的關系。數量體現為外在數據，質量體現于內在品質。法院收多少案件，是由經濟社會發(fā)展的階段、矛盾糾紛的特點和一地一時具體情況決定的，還與多元解紛機制和訴源治理機制密切關聯。不能簡單地說案件下降了就是好事，案件增長了就是壞事，反之亦然。關鍵是進入法院的糾紛得到公正高效化解，努力做到在一個訴訟環(huán)節(jié)解決糾紛、一個案件中解決糾紛、一次開庭結案。民商事案件類型各異、繁簡不一，要樹立正確的司法政績觀，堅持質量優(yōu)先、兼顧效率、注重效果。要完善案件訴前調解、繁簡分流機制，加快推進“簡案快辦、難案精辦”，騰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處理疑難復雜案件，提升執(zhí)法辦案的整體水平。

二是辯證認識和處理裁判標準和案件效果的關系。司法裁判以法律為準繩，其標準是法律規(guī)定。民商事裁判主要依據是法律、行政法規(guī)和司法解釋。司法裁判不僅要做到符合法律的實體規(guī)定和程序規(guī)定，還應考量案件的政治效果、社會效果。裁判的時機、方式的選擇和裁判的結果是否符合總體國家安全觀、是否獲得社會公眾的認同需要審慎判斷、反復權衡。特別是疑難復雜案件，裁判的精準性要求與法律不周延性和滯后性沖突，司法裁判不是簡單的邏輯推演和非此即彼的取舍，而是需要對法律實質性解釋，爭取最佳的裁判效果。裁判標準和裁判效果不能混為一談，否則將導致裁判標準模糊化，進而損傷法治的權威性。

三是辯證認識和處理司法程序和司法公正的關系。程序是訴訟推進的順序、步驟。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指出，“老百姓到法院是為了解決問題的，絕不是來‘走程序’的。程序合乎規(guī)范，同時能實質解決問題，案結事了，才是訴訟的目的、才能體現訴訟的價值?！背绦蚬膬r值在于保障司法程序本身更加規(guī)范有序、理性平和，實體公正要求客觀準確地認定事實、適用法律，裁判結果妥當。兩者缺一不可，相互依存，在看到程序公正工具價值的同時，更應注重和發(fā)揮其獨立價值，通過訴的合并、反訴、當事人對程序的選擇、法官對爭議焦點的歸納、釋明權的行使等持續(xù)提升程序效能，防止程序空轉，切實減少案件比，更好更快地實現實體公正。

四是辯證認識和處理司法能動和司法謙抑的關系。能動司法強調司法要發(fā)揮主觀能動性，回應社會需求，為大局服務、為人民司法，注重裁判方式、時機的把握，注重糾紛源頭治理和實質化解。司法謙抑強調司法介入經濟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方面保持克制，尊重立法和執(zhí)法機關的權力，重視其他社會調控力量的作用。民商事法律關系多采取意思主義調控模式，司法裁判應充分尊重當事人對實體和程序權利的處分，鼓勵當事人通過協商一攬子解決問題，注重聯合多種力量、采取多種方式實質化解糾紛。在能動司法實踐中，要吃透新質量管理指標體系的精神，堅決防范和制止人為拆分案件、誤導當事人撤訴、以拖壓調、上門攬案等行為的發(fā)生。

（作者單位：江蘇省連云港經濟技術開發(fā)區(qū)人民法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