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建淼

　　一次聽一位學術大家作報告。他無意中比較了兩個單位：一個單位做事總是中規(guī)中矩，而另一個單位做事比較靈活，善于變通。結果呢，在現(xiàn)實中往往是前者吃虧。一次上級部門開展是否存在“亂收費”的專項檢查，先讓各單位自查。前一單位在《自查報告》中如實地承認自己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“亂收費”，并表示一定自我糾正，結果招來為期6個月的“亂收費”專項整治活動，使得他們叫苦連天。而另一單位在《自查報告》中卻說：我單位不存在“亂收費”，只是“收費亂了點”。結果這家單位繞過了這次專項整治。

　　我不關注此事是真是假。我關注的是：類似的現(xiàn)象在現(xiàn)實中是否存在。

　　我們知道，“亂收費”與“收費亂了點”其實區(qū)別不大，都屬必須清理的現(xiàn)象。但由于某個專項活動是針對“亂收費”，而不是“收費亂了點”。你只要說我不是“亂收費”，只是“收費亂了點”，命運就不同了。

　　這種顯然不正常的“游戲”居然還有一定的市場。在現(xiàn)實中，當法律約束、規(guī)制和整治某一行為及現(xiàn)象時，被整治單位往往發(fā)明一種“變通”的提法，以求規(guī)避法律的約束：

　　——當年某市為加大力度整治“中國式過馬路”行為，嚴查行人亂闖紅燈，規(guī)定“違者須穿綠馬甲、戴綠帽子協(xié)助交警執(zhí)法……”這種“罰崗”由于巨大的聲譽壓力比一般的罰款處罰還要嚴厲得多，但它被稱為“執(zhí)法體驗”而逃避了受行政處罰法的約束。

　　——行政指導作為行政機關的執(zhí)法手段，其最大的特點就是不具有強制性。它是行政機關為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供信息和引導的服務性行為。但有的行政機關以“行政指導”為名，推行“行政強制”之實，結果在理論上把行政指導分為“不具有強制性的指導”與“具有強制性的指導”。我們真想不明白：具有“強制性”的行政行為怎么可能是“行政指導”？

　　——行政許可法剛實施的時候，國務院布置了清理行政許可審批項目的工作。這項工作旨在清除大量的不合法許可審批項目。結果，在理論上馬上出現(xiàn)“許可性審批”與“非許可性審批”兩個概念，不少地方將自己的審批項目塞進“非許可性審批”以求保留下來。這種做法后來得到國務院的糾正。

　　——按理說，“許可”就是許可，必須先“許”后“做”，它是個事先審批行為；“備案”就是備案，行為人行為無須事先審批，只是參加信息登記，讓有權機關掌握信息和事后監(jiān)督而已。結果，我們又發(fā)明了“許可性備案”與“登記性備案”、“審批性備案”與“非審批性備案”……

　　這種對正規(guī)“名稱”的“變通”，會嚴重破壞我們的法律秩序和理論邏輯，不應當容忍，更不應當提倡！